家禽格丽德是住在那座漂亮的新房子里唯一的人，这是田庄上专门为鸡鸭而建筑的一座房子。它位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堡寨旁边。堡寨有塔、锯齿形的山形墙、壕沟和吊桥。邻近是一片荒凉的树林和灌木林，这儿曾经有一个花园。它一直伸展到一个大湖旁边——这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沼地。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在这些老树上飞翔和狂叫——简直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它们的数目从不减少；虽然常常有人在打它们，它们倒老是在增多起来，住在鸡屋里的人都能够听到它们的声音。家禽格丽德就坐在鸡屋里；许多小鸭在她的木鞋上跑来跑去。每只鸡、每只鸭子，从蛋壳里爬出来的那天起，她统统都认识。她对于这些鸡和鸭都感到骄傲，对于专为它们建造的这座房子也感到骄傲。
她自己的那个小房间也是清洁整齐的。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也希望它是这样。她常常带些贵客到这儿来，把这座她所谓的“鸡鸭的营房”指给他们看。
这儿有一个衣橱和安乐椅，甚至还有一个碗柜。柜子上有一个擦得很亮的黄铜盘子，上面刻着“格鲁布”这几个字。这是一位曾经在这儿住过的老贵族的族名。这个黄铜盘子是人们在这儿掘土时发现的。乡里的牧师说，它除了作为古时的一个纪念物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这块地方及其历史，牧师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从书本子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且他的抽屉里还存着一大堆手稿呢。因此他对古时的知识非常丰富。不过最老的乌鸦可能比他知道得还多，而且还能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当然这是乌鸦的语言，不管牧师怎样聪明，他是听不懂的。
每当一个炎热的夏天过去以后，沼地就就会冒出许多蒸汽，因此在那些许多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飞翔的地方——在那些古树面前——就好像有一个湖出现。这种情形，在骑士格鲁布还住在这儿的时候，当那座有很厚的红墙的公馆还存在的时候，就一直没有改变过。在那个时候，狗的链子很长，可以一直拖到大门口。要走进通到各个房间的石铺走廊，人们得先从塔上走下去。窗子是很小的，窗玻璃很窄，即使那些经常开舞会的大厅也是这样。不过当格鲁布的最后一代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却记不起那些曾经举行过的舞会了。然而这儿却留下一个铜鼓；人们曾把它当做乐器使过。这儿还有一个刻有许多精致花纹的碗柜，它里面藏有许多稀有的花根，因为格鲁布夫人喜欢弄园艺，栽种树木和植物。她的丈夫喜欢骑着马到外面去射狼和野猪，而且他的小女儿总是跟着他一道去的。她还不过只有五岁的时候，她就骄傲地骑在马上，用她的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向四面望。她最喜欢在猎犬群中响着鞭子。但是爸爸却希望她能在那些跑来参观主人的农奴孩子的头上响着鞭子。
在这座公馆近邻的一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名叫苏伦的儿子。这孩子年龄跟这位小贵族姑娘差不多。他会爬树；他常常爬上去为她取下雀窠。鸟儿拼命地大叫；有一只最大的鸟还啄了他的一只眼睛，弄得血流满面；大家都以为这只眼睛会瞎的，事实上它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
玛莉·格鲁布把他称为她的苏伦，这是一件极大的恩宠；对于他可怜的父亲约恩说来，这要算是一件幸事。他有一天犯了一个错误，应该受到骑木马的惩罚。木马就在院子里，它有四根柱子作为腿，一块狭窄的木板作为背；约恩得张开双腿骑着，脚上还绑着几块重砖，使他骑得并不太舒服。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苏伦哭起来，哀求小玛莉帮助一下。她马上就叫人把苏伦的父亲解下来，当人们不听她话的时候，她就在石铺地上跺脚，扯着爸爸上衣的袖子，一直到把它扯破为止。她要怎样就怎样，而且总是达到目的的。苏伦的父亲被解下来了。
格鲁布夫人走过来，把小女儿的头发抚摸了一下，同时还温和地望了她一眼，玛莉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她愿意和猎犬在一道，而不愿意跟妈妈到花园里去。妈妈一直走到湖边；这儿睡莲和芦苇都开满了花。香蒲和灯芯草在芦苇丛中摇动。她望着这一片丰茂新鲜的植物，不禁说：“多么可爱啊！”花园里有一棵珍贵的树，是她亲手栽的。它名叫“红山毛榉”。它是树中的“黑人”，因为它的叶子是深棕色的。它必须有强烈的太阳光照着，否则在常荫的地方它会像别的树一样变成绿色，而失去它的特点。在那些高大的栗树里面，正如在那些灌木林和草地上一样，许多雀子做了窠。这些雀子似乎知道，它们在这儿可以得到保护，因为谁也不能在这儿放一枪。
小小的玛莉跟苏伦一块到这儿来。我们已经知道，他会爬树，他会取下鸟蛋和捉下刚刚长毛的小鸟。鸟儿在惊惶和恐怖中飞着，大大小小的都在飞！田畈上的田凫，大树上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都在狂叫。这种叫声跟它们现代子孙的叫声完全没有两样。
“孩子，你们在做什么呀？”这位贤淑的太太说，“干这种事是罪过呀！”
苏伦感到非常难为情，甚至这位高贵的小姑娘也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她简单而阴沉地说：“爸爸叫我这样做的！”
“离开吧！离开吧！”那些大黑鸟儿说，同时也离开了。但是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因为这儿就是它们的家。
但是那位安静温柔的太太在这儿没有住多久。我们的上帝把她召去了；和他在一起，要比住在这个公馆里舒服得多。当她的尸体被运进教堂里去的时候，教堂的钟就庄严的鸣起来了。许多穷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因为她待他们非常好。
自从她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谁管她种的那些植物了。这个花园变得荒凉了。
人们说格鲁布老爷是一个厉害的人，但是他的女儿虽然年轻，却能够驾驭他。他见了她只有笑，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她现在已经有十二岁了，身体很结实。她的那双大黑眼睛老是盯着人。她骑在马上像一个男人，她放起枪来像一个有经验的射手。
有一天，附近来了两个了不起的客人——非常高贵的客人：年轻的国王①和他的异父兄弟兼密友乌尔里克·佛列得里克·古尔登罗夫②。他们要在这儿猎取野猪，还要在格鲁布老爷的公馆里住留一昼夜。
古尔登罗夫吃饭的时候坐在玛莉·格鲁布的旁边。他搂着她的脖子，和她亲了一吻，好像他们是一家人似的。但是她却在他的嘴上打了一巴掌，同时说她不能宽恕他。这使得大家哄堂大笑，好像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似的。
事情也可能是如此。因为五年以后，当玛莉满了十七岁的时候，有一个信使送一封信来，古尔登罗夫向这位年轻的小姐求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他是王国里一个最华贵和潇洒的人！”格鲁布说，“可不要瞧不起这件事情啊。”
“我对他不感兴趣！”玛莉·格鲁布说，不过她并不拒绝这国家的一位最华贵、经常坐在国王旁边的人。
她把银器、毛织品和棉织品装上了船，向哥本哈根运去。她自己则在陆地上旅行了十天。装着这些嫁妆的船不是遇着逆风，就完全遇不见一点风。四个月过去了，东西还没有到。当东西到来的时候，古尔登罗夫夫人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宁愿睡在麻袋上，而不愿躺在他铺着绸缎的床上！”她说。“我宁愿打着赤脚走路而不愿跟他一起坐着马车！”
在十一月一个很晚的夜里，有两个女人骑着马到奥湖斯镇上来了。这就是古尔登罗夫的夫人玛莉·格鲁布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她们乘船到那儿去的。她坐车子到格鲁布老爷的石建的宅邸里去。他对客人的来访并不感到高兴。她听到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语。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睡觉的房间。她的早餐吃得很好，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不可爱。父亲对她发了怪脾气；她对这一点也不习惯。她并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既然有人有意见，当然她也应该做出回答。她的确也作了回答，她谈起了她的丈夫，语气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她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着这种人说来，她是太纯洁和正当了。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年过得并不愉快。父女之间的言语都不好——这本是不应该有的事情。恶毒的话语结出恶毒的果实。这情形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两人不能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生活下去，”有一天父亲说。“请你离开此地，到我们的老农庄里去吧。不过我希望你最好把你的舌头咬掉，而不要散布谎言！”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她带着她的使女到那个老农庄里来——她就是在这儿出生和长大起来的。那位温柔而虔诚的太太——她的母亲——就躺在这儿教堂的墓窖里。屋子里住着一个老牧人，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房间里挂着蜘蛛网，灰尘使它们显得阴沉。花园里长着一片荒草。在树和灌木林之间，蛇麻和爬藤密密层层地交织在一起。毒胡萝卜和荨麻长得又大又粗。“红山毛榉”被别的植物盖住了，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像一般的树一样，也是绿的；它的光荣已经都消逝了。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密密麻麻地在那些高大的栗树上飞。它们叫着号着，好像它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报告似的：现在她又来了——曾经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小女孩又来了。至于那个亲自下手偷东西的贼子，他现在则爬着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坐在高大的船桅上。如果他不老实的话，船索就会结结实实地打到他的身上。
牧师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把这整个的故事叙述了出来。他从书籍和信札中把这些故事收集拢来。它们现在和一大堆手稿一道藏在桌子的抽屉里。
“世事就是这样起伏不平的！”他说，“听听是蛮好玩的！”
我们现在就要听听玛莉·格鲁布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坐在那个漂亮鸡屋里的，现代的家禽格丽德。玛莉·格鲁布是过去时代的人，她跟我们的老家禽格丽德在精神上是不同的。
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过去了，秋天带着风暴和又冷又潮的海雾到来了。这个农庄里的生活是寂寞和单调的。
因此，玛莉·格鲁布拿起她的枪，跑到了荒地上去打野兔和狐狸以及她所遇见的任何雀鸟。她不止一次遇见诺列贝克的贵族巴列·杜尔。他也是带着枪和猎犬在打猎。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夸耀这一点。他很可以和富恩岛上爱格斯柯夫的已故的布洛根胡斯大爷比一比，因为这人的气力也是远近驰名的。巴列·杜尔也模仿他，在自己的大门上挂一条系着打猎号角的铁链子。他一回家就拉着铁链子，连人带马从地上立起来，吹起这个号角。
“玛莉夫人，请您自己去看看吧！”他说道。“诺列贝克现在吹起了新鲜的风呀！”
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他的公馆里来的，没有人把这记载下来。不过人们在诺列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可以读到，这东西是诺列贝克公馆的巴列·杜尔和玛莉·格鲁布赠送的。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是一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窝猪。他的脸上是又红又肿。
“他像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先生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打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像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用几个金戒指和几个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像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上飞，并且在狂叫，像在她家里花园上空飞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一样。鸟儿在她上面飞得很低，后来她把它们想象成为漆黑的东西，但这时她面前也已经是一片黑夜了。
当她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扶起来了。一个粗壮的男子已经把她托在怀中。她向他满脸胡子的脸上望去：他有一只眼上长了一个疤，因此他的眉毛好像是分成了两半。可怜的她——他把她抱到船上去。船长对他的这种行为结结实实地责备了一番。
第二天船就开了，玛莉·格鲁布并没有上岸；她跟船一起走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定回来呢？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呢，怎样回来呢？
牧师也可以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讲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他编造的一个故事。这整个奇怪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旧书里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亲自读一下。
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得维格·荷尔堡③写了许多值得读的书和有趣的剧本；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时代和人民。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过玛莉·格鲁布和他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遇见她。这是值得一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禽格丽德，她坐在那个漂亮的鸡屋里，感到那么愉快和舒服。
船带着玛莉·格鲁布开走了，我们讲到此地为止。
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着，那是一七一一年的事情④。丹麦的皇后回到她德国的娘家去；国王离开这王国的首都。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赶快走开。甚至那些得到膳宿免费的学生，也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之中有一位——最后的一位——还住在勒根生附近的所谓波尔其专科学校里。他现在也要走了。这是清晨两点钟的事情。他背着一个背包动身——里面装的书籍和稿纸要比衣服多得多。
城上覆着一层粘湿的雾。他所走过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许多门上都画着十字，表明屋里不是有鼠疫，就是人死光了。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比较宽阔的屠夫街上——那时从圆塔通到王宫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也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货车正在旁边经过。车夫挥着鞭子，马儿连蹦带跳地驰着。车上装着的全是尸体。这位年轻的学生把双手蒙在脸上，闻着他放在一个铜匣子里吸有强烈酒精的一块海绵。
从街上一个酒馆里飘来一阵嘈杂的歌声和不愉快的笑声。这是通夜喝酒的那些人发出来的。他们想要忘记这种现实：鼠疫就站在他们门口，而且还想要送他们到货车上去陪伴那些尸体呢。这位学生向御河桥那个方向走去。这儿停着一两条小船，其中有一只正要起锚，打算离开这个鼠疫流行的城市。
“假如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遇见顺风的话，我们就向法尔斯特⑤附近的格龙松得开去。”船主说，同时问这位想一同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得维格·荷尔堡。”学生说。那时这个名字跟别的名字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现在它却是丹麦的一个最骄傲的名字。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学生罢了。
船在王宫旁边开过去了。当它来到大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一阵轻微的风吹起来了，帆鼓了起来，这位青年学生面对着风坐着，同时也慢慢地睡过去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第三天早晨，船已经停在法尔斯特面前了。
“你能不能介绍这里一个什么人给我，使我可以住得经济一点？”荷尔堡问船长。
“我想你最好跟波尔胡斯的那个摆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想客气一点，你可以把她称为苏伦·苏伦生·莫勒尔妈妈！不过，如果你对她太客气了，她很可能变得非常粗暴的！她的丈夫因为犯罪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亲自撑那条渡船。她的拳头可不小呢！”
学生提起了背包，径直向摆渡人的屋子走去。门并没有锁。他把门闩一掀，就走进一个铺有方砖地的房间里去。这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条宽包了皮的板凳，凳子上系着一只白母鸡，旁边围着一群小鸡。它们把一碗水盆踩翻了，弄得水流到一地。这里什么人也没有，隔壁房子里也没有人，只有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孩。渡船开回的时候，里面只装着一个人——是男是女还不大容易说。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头上还戴着一顶像兜囊的帽子。渡船靠岸了。
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女人；她走进这房间里来。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外表显得很堂皇，在她乌黑的眉毛下面长有一双骄傲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摆渡的女人苏伦妈妈。白嘴鸦、乌鸦和穴乌愿意为她取另外一个名字，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她。
她老是显出一种不快的神情，而且似乎不大喜欢讲话。不过她总算讲了足够的话语，得出一个结论：她答应在哥本哈根的情况没有好转以前，让这学生和她长期住下去，并且可以搭伙食。
经常有一两个正直的公民从附近村镇里来拜访这个渡口的房子。刀具制造匠佛兰得和收税人西魏尔特常常来，他们在这渡口的房子里喝一杯啤酒，同时和这学生聊聊闲天。学生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懂得他的所谓“本行”——他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懂得许多深奥的东西。
“一个人懂得的东西越少，他的负担就越小！”苏伦妈妈说。
“你的生活真够辛苦！”荷尔堡有一天说。这时她正用咸水洗衣服，同时她还要把一个树根劈碎，当做柴烧。
“这不关你的事！”她回答说。
“你从小就要这样辛苦操作吗？”
“你可以从我的手上看出来！”她说，同时把她一双细小而坚硬、指甲都磨光了的手伸出来。“你有学问，可以看得出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雪花开始狂暴地飞舞起来。寒气袭来了，风吹得很厉害，就像它带有硫酸，要把把人的脸孔洗一番似的。苏伦妈妈一点也不在乎。她把她的大衣裹在身上，把帽子拉得很低。一到下午，屋子里很早就黑了。她在火上加了些木柴和泥炭，于是她就坐下来补她的袜子——这件工作没有别人可做。在晚上她和这个学生讲的话比白天要多一些：她谈论着关于她丈夫的事情。
“他在无意中打死了得拉格尔的一个船主；因了这件事他得带着链子在霍尔门做三年苦工。他是一个普通的水手。因此法律对他必须执行它的任务。”
“法律对于位置高的人也同样发生效力。”荷尔堡说。
“你以为是这样吗？”苏伦妈妈说，她的眼睛死死盯着火炉里的火。不过她马上又开始了：“你听到过开·路克的故事吗？他叫人拆毁了一个教堂。牧师马德斯在讲台对于这件事大为不满，于是他就叫人用链子把马德斯套起来，同时组织一个法庭，判了他砍头的罪——而且马上就执行了。这并不是意外，但开·路克却逍遥法外！”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有权这样办！”荷尔堡说，“现在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时代了！”
“你只有叫傻子相信这话！”苏伦妈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