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只水牛。可是它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地深刻，以致於我无法忘掉它。在我第二次再度乘直升飞机去采访的时候，我要求驾驶员再飞到那小山上去找它。但是，再没有看见它了。那时候水势已经退了许多，兵士们都在水里工作，却没有那只牛。
“也许它死了。” 我心里想：“也许因为缺少食物，给杀了吃也说不定！”
我很想降落下去打听一下，可是这种情形之下，特别地关心一只水牛未免是太可笑的。成千成万的炎民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帮助，千千万万的听众正在等待着我的报导。这时侯，军方已径出动了很多飞机，将食物和药品空投到各处，我们必须报导这些实况。
一个星期以后，我乘着陆军的吉普车，到灾区去采访重建的情形，那时候铁路和大部份的公路都还不通。一路上，我们的车子在泥浆中挣扎前进，我看见兵士们在辛苦地抢修路基，用他们的双手，挥动着圆锹和锄头，成千成万的老百姓也在同样地工作着。在一个地方，我看见巨大的推土机――军方的和非军方的，在推动洪水遣留下来的淤泥。在另一个地方，我看见成千的兵士半截身子淹没在泥浆中，在建造一道临时的桥梁。老百姓赶着一些黄牛，搬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砖石或者泥土。看着这些黄牛，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只水牛。因为在我第一次的报导中，提到过它，以后电台收到了许多信――大部份是孩子们写来的，都询问它的下落。我必须向这些富有爱心的朋友作一个交代，于是我请驾驶兵向西螺大桥那个方向驶去。
越过了这道远东最长的大桥不久，我看见了那座小山，老远的就见兵士仍在泥潭中工作，老百姓也在帮忙着，也有一群黄牛在驮材料和砖土。这是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西天一片绚烂的彩霞，把一切都照得金黄。在那队黄牛的行列中，忽然显现出来一只此较特殊的动物，特别庞大的灰色的身体，长长的，弯弯的角。驮着几麻袋束西，踏着迟缓的步子，向着泥宁前进，它的后面跟着一只幼小的小牛。
我非常高兴，我想这一定就是它了，究竟人们并没有因为缺少食物而宰杀了它。我们把车子开到山上。我向那个部队长说明来意，他立刻就高兴地说：
“那只老水牛么？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的故事！这里的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告诉你它的故事，我给你找一人来。”
他用不着找。他的营房里住满了灾民，那些男人都去帮助兵士做工了，女人们在烧饭或整理东西，只有孩子们在玩耍。一听说有人要听老水牛的故事，他们就抢着争着，七嘴八舌说个不休。连部队长都没法子把秩序维持下去，我只好掏出肇记本，记下那些凌乱的片段。回到台北以后，才将它整理出来，当作小说般地在电台播出去。
那天，太阳下山的峙侯，西方的天空上是一簇簇眩目的金霞，照耀得大地一片金黄，就连那乾涸河滩上的卵石也抹了一笔鹅黄。田野里丰满的稻穗掀动了一阵阵、连续不断的金色波浪。田畴间的竹丛也在轻轻地摇动。一拿咿咿哑哑吵着的白鹭在竹梢上轻盈地降落，另一些却缓缓地扇着翅膀飞向山边婀娜的相思树林。
山坡上走下来一队水牛，它们的背上默着牧童，从容地，踏着迟缓的的步子走向归途。在最前面的是一只母牛，特别地个头庞大，可是它的步伐已经龙钟了。一只幼小的水牛跟着它。小牛没有角，大眼晴里的神色天真得和小糜鹿一样。
斜坡走完了以后，老水牛在田埂上摇摇摆摆地踱着，田埂给那金黄的穗浪冲刷着。老水牛越走越慢，不住咬(嚼)路旁的稻穗。可是它并没享受多久，它背上牧童咒骂它了，鞭打它。于是它扬起蹄，一面还不舍地，连根拔起一些稻子，边跑边嚼。小小牛儿“妈妈…”地叫着，一蹦一蹦地跟上去。一阵狂跑之俊，它们就到了家门口。
那是一座典型的台湾农庄，中间是一座红砖黑瓦的正屋，大门开在正中，两边是小小的窗户，都向着正南开着。一进门是一个小客厅，迎面是一道板墙，墙上供着观世音菩窿的圣像，白衣合掌，慈悲地垂目跌坐在莲座上。在神像下面又高又窄的黑漆供桌上，供着水果香花，和香烟袅袅的香炉。旁边贴着一张月份牌，上面画着一个牧童，骑着一头牛，题着“春牛图”三个字。客厅的旁边是一倏走廊，一直通到后面的厨房，卧室的门都开在这道走廊上。这是正屋，在它的两旁还有相对着的两座比较低矮的红瓦土砖房子，是专门做堆放农产品的。三座房子的中间是一片平滑的水泥地，可以晒谷子，也可以供农人一家纳凉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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